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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践中,科学的进步依赖于做实验,但更依赖于实验的观察者(即做实验的人)的心理是否有足够的准备。艾萨克·牛顿爵士通过苹果落地发现了万有引力。多少个世纪以来,苹果一直在许多地方落到地面,也有成千上万的人看到过苹果落地。多年来牛顿一直对月球和行星绕轨道运行的起因好奇不已。是什么使它们处于现在的位置呢?它们为什么不落到天空之外呢?苹果向下落到地面不是向上飞到树上,这一事实回答了他长期以来一直对天空中更大果实——月球和行星所存有的疑问。
  多少人会考虑过苹果向上飞到树上的可能性呢?牛顿考虑过,因为他不想对任何事情进行预测。他只是怀有好奇心。他的思想在准备思考不可预测的事。不可预测性是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没有不可预测现象的产生就无所谓科学研究了。科学家们在为科学杂志撰写千篇一律的报告时常常忘记这一点,而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却比比皆是。
  在和一些科学家,特别是年轻科学家交谈时,你可能会有这样一种印象:他们认为“科学方法”可以代替创造性思维。我出席过一些科研会议,会上有人问一位科学家继续某项实验是否是明智之举。那位科学家皱了皱眉,又看了看图表,然后说:“数据还是不够充分。”预算部门的人说:“这点我们知道,但你的意见如何?你觉得值得做下去吗?你觉得我们可以期待什么呢?”这位科学家感到很震惊,他没有料到人们会让他做出预测。
  当然,这几乎等于说:那位科学家成了他自己论文的受害者。他所提出的种种论断是如此不容置疑、如此一致,以至于不仅他自己相信了,而且也说服了工商界的管理者相信其正确性。假如科学实验像科学杂志登载的科学报告显示的那样完全按事先的计划去规划和实施,那么,对管理层来说,期待研究能够产生可以用金钱衡量的结果是完全合理的。审计人员也完全有理由相信,确切知道自己的目标并知道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科学家们根本没必要用一只眼盯着现金计数器的同时,还要用另一只眼睛盯着显微镜。如果像他们的论文所反映的那样,科学家也想看到规律性和与某种标准模式的一致性,那么如果管理人员歧视研究人员中的“标新立异者”,而赞赏“善于合作”的具有传统思维模式的人,那也是无可指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