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房间，大世界

　　狭窄的资料卡片房间，内容充实而衣装破旧。五个脱漆的黄色木柜挤在一起，柜子中的几百个卡片格里，密密麻麻堆集着几十万张对译卡片，这些卡片皆经过数辈经验丰富、长期专职从事中英文写作的老记者老编辑反复核实确认的。

　　“这些都是我们过去耳熟能详、在日常工作中不可或缺的权威资料。”在新华社译名室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资深译员陈有明如是表示。过去，只要多有几个人前去查询译名，办公室就转不开身。如今电子技术的发展让这些宝贵的卡片已然成为“文物”，但它们的存在着实让人感受到译名工作的艰巨复杂。

　　在各类外文的中文汉字译名规则上，新华社译名室研究出一整套规范而细致的西文拼写与汉字对应系统。据陈有明介绍，为了在人名的汉字选择上提供一个借以依据的规范，目前新华社译名室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世界人名翻译大词典》为标准。其本人也参与了词典的编撰工作。在词典的附录上，包容了55种语言的常用译音表，按照各种语言的发音规则和规律明确规定了对应的汉字发音用字和词语。

　　小译名，大学问

　　在翻译过程中，译名室强调的是“音译为主、名从主人、约定俗成”原则。例如许多驻华使节喜好起地道的中文名，比如历届的美国驻华大使们，从恒安石、芮效俭、尚慕杰到如今的洪博培，每个人都早早定好了自己的中文名字。而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不断提升，许多国际政要也赶起“时髦”。北约前秘书长夏侯雅伯（原名亚普·德霍普·斯海弗）便把外国人“名在前，姓在后”的习惯颠倒过来，加上中国化的音译而成。

　　由于早期的初始译著、译名个性化十足，延续至今形成了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历史遗留译名，尽管从科学角度考证这些译名不符合标准，但由于已为中国人熟用并耳熟能详，改了反而不易被接受，容易产生歧义且引发争议，便仍保留旧译：比如凯瑟琳女皇为叶卡捷琳娜，萧伯纳不必改为伯纳·萧，仲马不必改为杜马，安徒生不必改为安德森，福尔摩斯就没有必要变成霍姆斯，拿破仑也不需要变成纳波里昂，哪怕其中被冠以一个刺眼的“破”字。

　　互联网带来的难题

　　“我们的工作就是和各种各样的专有名词打交道。”陈有明笑着说。但恰是这份看似相当枯燥而繁杂的工作，却要求具有极其严谨的作风、负责的态度、宽广的知识面和超出常人的耐心。

　　2008年，译名室迎来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两个星期内，当时译名室的七人小组要为参加北京奥运会的36000位外国人翻译正确的中文名字。他们中包括外国首脑、政府官员、行政人员、运动员、国外志愿者、记者，甚至连马匹的名字也需要翻译。

　　两百多个国家人员的名字，语言又是各不相同，译员们经常碰见土著语甚至光怪陆离的民族语言。比如柬埔寨的姓名是姓在前名在后，并且贵族有姓而平民无姓，老挝则相反；前也门国王正式用名有11段，真正的名字是第七段的“艾哈迈德”。

　　长期从事这项工作，李振洁也总结了一些经验。在她看来，外国名字除了根据音标、字形和字音多方面的配合，还需要译者自己的语感。

　　“翻译人名本身就不一定要死抠规则，遇到特殊情况未尝不能根据大众的喜好来选择译名。”她表示，比如NBA著名篮球运动员英文名为Kobe Bryant（外界翻译为科比·布莱恩特），虽然根据规则应该翻为科贝，但是这和公众已经认定的不一致，最后也没有修改。

　　与这些艰巨的翻译任务相比，让译员们更头疼的则是外界常常“望文生音”。译名室原负责人李纯曾举过最典型的“拉丹和拉登译名之争”和“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被错翻”两个典型例子，“拉登是媒体根据英语发音译的，但拉丹的名字来自阿拉伯语，阿拉伯语系里根本没有登这个音节，所以只能译成拉丹。从这点可以看出民间望英文而音译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绍罗什错译成索罗斯也是同样的原因。因为他是匈牙利人，按照标准应该翻成绍罗什。”

　　这些被译员们戏称为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弊端”。译名室的“权威性”在信息如此畅通的年代开始“打折扣”，许多不严谨的翻译流传到网上很可能造成很大的影响。

　　“我们秉承宽容的态度，但也希望能立一个‘规矩’，能促进译名的长期稳定。”受访的译员们纷纷表示。

　　“一词之立，旬月踌躇”，如何更好实现译名统一是他们如今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