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乐观和基因有关

安：您难道在加拿大那段郁闷的时间也是这样乐观吗？

答：特别乐观。我觉得这个主要来自于我的母亲。我在国外失业，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但是我特别乐观，我想乐观的来源是什么，肯定是跟基因有关系。

安：跟母亲的遗传有关系。

答：我母亲就是叽叽喳喳的，走到哪就讲到哪里，我小时候就是这样，我有这个本能，就这么乐观。我太太有时候绝望得要死，但是我是乐观的。

安：什么样的事情能够绝望到那个程度？

答：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

安：在加拿大的那段日子。

答：送批萨，撞车了，修车要用一个月的收入，这个很绝望的。开车开快了要罚款，一百块钱一张ticket，一天才挣六十块钱，绝望了。我有这个时候，但是我总能自己把自己心态摆平，不让失败和绝望伤害自己。

安：您觉得自己最苦是什么时候？

答：我最苦是在北京大学，团里干了三年以后，入党入不成，当官做不了，学术也做不成，考了两次考研考不上，那个时候特别苦，自己走出去觉得特别矮小，特别卑微。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心态有问题，我就努力想寻找一种药，能够让情绪变得好一点，但是后来医生说，这些药对我太重，没必要，结果也没吃药，到后来就开始准备出国。那个时候是最苦（的经历）之一吧。苦闷有精神的，物质的，心灵的，情感的。就从职业发展的角度，当北大从政不行，学术也不行，出国也没那么光亮，那个时候苦到心灵有点变态的味道，这就是个问题。

安：您现在还认为出国还是个必要的过程吗？

答：你指的是我个人还是什么？

安：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

答：我刚才说每个人都必须出国，不出国人是土鳖。当然，出国也可以是近的出国，像中欧商学院，换言之，出国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使自己国际化、环球化，具有环球竞争力，所以出国，人人都需要环球化，你如果不出国能够环球化，老俞没有出过国，没有留过学。

安：但是有十天的经历。

答：但是他的CFO是Stanford本科，Berkeley法学博士，Havard的MBA，他的助手是徐小平、王强、包凡一，这个力量是无与伦比的。所以，迫使俞敏洪实现了环球化。

安：间接地已经完成了环球化。

答：对。所以人人都要留学，托福，实现环球化。

问：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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