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江专访：新东方创始人兼董事长俞敏洪
45岁挂靴，确有其事
安：之前您曾经对媒体说过，四十五岁的时候准备挂靴。您现在还是这样打算的吗？
俞：我确实是这样打算的，四十五岁最起码我从总裁的位子上退下来，而且我的想法是越提前越好。如果新东方需要我的话，我可以保留董事长这个位子，继续为新东方的战略、布局以及稳定做贡献。我希望下面这一代人能够成长起来。当然，我的前提是，不管以什么方式退下来，都要保持新东方的稳定发展。而且，我的“退下来”必须是对新东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我不会因为碰上某种管理难度，或者碰到某种情绪化等等这样的事情退下来，绝对不会。我不会拿新东方作为赌注退下来。那么，在新东方管理和人才到位的前提下，我肯定是退得越早越好，因为退得越早，下面的管理团队成长速度就越快。我如果能在董事长的位子上还能为新东方的战略、人才继续做贡献，那再好不过。
但是，我坚持，董事长这个位子，希望能够到五十岁左右退下来。我依然是新东方的大股东，依然可以为新东方的发展方向起到作用。但是我还是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除了新东方之外，自己想做的事情上。这些事情也许和新东方有关系，也许没关系，但要更能符合自己的个性、想法、要求、价值观等等。我觉得总要给自己留个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吧。假定我能活到六十岁，我留十年给自己。（笑）假定我能活到七十岁，那我留二十年给自己。因为年纪越大，你肯定做事情越慢。比如说，我想创办一个文化书苑，因为新东方现在是一个企业化的运作结构，因此，在这个结构中放个文化书苑就很怪。文化书苑是非盈利机构，怎样才能够把它做得长久、很好？那么，做这个的主要目的就不是为了培训学生英语，而是为了对中国整个大结构、大系统、大社会下的这种价值观和道德观进行思考和整理。当然这个肯定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完成的，肯定是需要一大帮的学者和智者。
但是我想到了我五、六十岁的时候，要把这些人收集起来跟我一起干，估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觉得中国现在整个体系不仅仅是教育系统有问题，整个中国的价值观也有问题。这个当然也很正常，因为中国是从一个农业社会迅速地走向商业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于财富的关注胜过对于所有价值观的关注, 这个非常正常。但是，面向未来，中国一定要有一套价值观。西方社会在这个校对过程中最后还是以宗教取胜，就是说，大量的人还是停留在美国西方的生活习惯。他们的价值体系的引导、教育体系的引导，主要还是以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的那种人生价值体系为主。
中国总要有一个价值回归，要不就回归到儒家价值中合理的东西中去，要不就是把中西方文化价值结合起来形成一套新的价值体系，这样的话，中国的社会、未来才有可能真正让人们有归宿感、有心灵的安宁。这一点，实际上我们的政府也意识到了，也在反复地强调价值观。但是，政府的价值观由于几十年的外交体制和空洞的宣传而不是身传言教的那种教导，使人们感到不太好现实地去遵从。我们在团队上也讨论这个问题，团队上说你们新东方倡导的所有的这些观点，对学生弘扬励志精神和价值体系就是我们一直想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着手做的时候就没有这么好的效果，结果你们新东方下去一做，每个讲座都有几千、几万个学生来听。听完以后学生确实都有所感受。但是，这些都是零零碎碎的东西，我们想把它做成一整套完整、系统的东西，所有的青年学生们和中青年人，尤其是青年人、青少年能够非常容易接受的这样一套体系，这套体系又能跟中国政府的发展和中国政府所弘扬的价值观融合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到了五、六十岁肯定不会去想挣钱、开饭馆这类事情。当然从个人来说，我还是希望自己留点时间去全世界旅游。现在的旅游都是出差，都是公务，去了就是开会，开完就跑。那么以后，可以比较悠闲地对中国的社会、中国的风景旅游点，以及世界的各个状况进行考察，说到底自己也有这个财力，这样我大概也能写出一些东西来。我个人认为，比如：像余秋雨这样写东西也是件挺好的事情，真的挺不错的，我也希望能像他这样走一圈，写出来的东西更加好。当然也不一定，但是总有一种梦想，梦想总要给自己留点时间去实现。我所有的这些梦想基于不管我是否在新东方当董事长，是否当总裁，我在背后做这些事都是为了能够推动新东方品牌的发展。因为，说到底我的名字跟新东方是分不开了，所以我即使在新东方不担任任何管理职位，我在外面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人们都会把我跟新东方联系在一起。那么，我在外面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必须是推动新东方品牌发展的事情，这是我的宗旨，是绝对不可能变的。除非有一天新东方没有了，那就不能为它的品牌做贡献了。我想现在要把新东方做没有了也比较难啊。（都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