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斯里兰卡概况

斯里兰卡，古名锡兰，依梵文称作僧伽罗、新哈腊，意译狮子，所以中国古代都称之为狮子国。1802年称英属锡兰，1815年坎底国王时代末期，英国迫国王退位。1948年2月4日获得独立，定国名为“吉祥楞伽”（Sri Lanka），（锡兰古名“楞伽”（Lanka），获得独立后，在国外加上“室利”（Sri），是“吉祥”之义。1973年，斯里兰卡政府正式向世界公布称“室利楞伽”（Sri Lanka），华人依音译为“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历史文化悠久，早在2500年前，有自北印度的雅利安人移民至锡兰岛建立了僧伽罗王朝。公元前247年，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派其子来岛弘扬佛教，受到当地国王的欢迎，从此僧伽罗人摈弃婆罗门教而改信佛教。公元前２世纪前后，南印度的泰米尔人也开始迁徙并定居锡兰岛。僧伽罗族和泰米尔族是斯里兰卡的两大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斯里兰卡大多数人信奉佛教，其次信奉印度教，还有少数人信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的岛国，在南亚次大陆南端，西北隔保克海峡与印度半岛相望。接近赤道，终年如夏，风景秀丽，素有“印度洋上的珍珠”之称。斯里兰卡属热带季风性气候，无四季之分，只有雨季和旱季的差别。据2006年统计，斯里兰卡的人口为1988万。僧伽罗族占74%，泰米尔族18%，摩尔族7%，其他1%。僧伽罗语、泰米尔语同为官方语言和全国语言，上层社会通用英语。斯里兰卡的文化教育深受佛教影响，民族文化历史悠久。政府一贯重视教育，自1945年起实行幼儿园到大学的免费教育。2004年居民识字率达92.5%。主要大学有佩拉德尼亚大学和科伦坡大学。全国有大学30所，中小学10.7万所，在校学生430万多人，教师20万人。

二、中斯两国历代文化交流及汉语的传播

1.在古代，中斯两国以佛教为主要内容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很大地促进了汉语的传播。

斯里兰卡与中国是传统友好型的国家，在古代，两国经济往来就比较频繁，在文化上更是有着很深的渊源。佛教是斯里兰卡人主要信奉的宗教，中国信奉佛教的人数在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中也居于首位，佛教在中国已有2000年历史，对中国的文化起了很大作用。由于佛教的关系，中国在古代和斯里兰卡就有着密切的文化交往，汉语在斯里兰卡的传播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据史料记载，最早记录中国与斯里兰卡佛教文化交流的高僧是法显，他也是西行取经的第一人。关于法显的生卒年，只能做大致的推定。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显法师传》云，法显“后到荆州，卒于新寺，春秋八十有二”。慧皎《高僧传》卷三《释法显传》作“春秋八十有六”，智昇《开元释教录》卷三同。又，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祗律私记》载，法显于东晋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二月末在建康道场寺译毕此律；《高僧传》卷三《佛驮十传》载，宋景平元年（公元423年）七月以前法显已迁化。可见法显卒年当在公元418年2月至423年7月之间。如以得年八十二岁（与八十六岁之误差为四年），卒于公元423年（与公元418年之误差为五年）推算，则法显生年为公元342年。 法显游历了印度、斯里兰卡等南亚30余国，所取回的佛典和撰写见闻，为佛教发展和研究古代中、南亚诸国史地，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也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据法显自撰的《法显传》载，他渡海至狮子国，即今斯里兰卡，又住二年，更得经本，然后航海东归。他在斯里兰卡的两年中，曾前往岛上有名的无畏山寺(Abhayagirivihara)、支提山寺(Cetiyagirivihara) 、摩诃毗诃罗(Mahavihara)等处参学。他还亲眼见到了隆重的佛牙供养法会以及摩诃毗诃罗的一位阿罗汉入灭火化的佛事等等，并写下了《狮子国游记》，记有《狮子国概述》《大塔》《无畏山僧伽蓝》《贝多书》《王城及佛齿供养》《跋提精舍》《摩诃毗诃罗精舍》《天竺道人诵经》《更得经本》9篇文字。笔记中具体讲述了斯里兰卡的国家概况，风土人情，建筑艺术和宗教活动等等，最后取得东晋所没有的《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和《杂藏》四部佛经梵本，为中斯两国的友好和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在斯里兰卡讲僧伽罗语的佛教徒中，法显的名字家喻户晓，他的故事还被编写在小学课本中，广泛传播。至今还保留着当年法显居住过的法显洞，还有以法显命名的法显洞修道院。法显洞旁有一小村落，据传是法显当年从阿努拉达普拉前往亚当峰途中，曾栖居过夜的地方，因此得名法显石村。为了纪念中斯两国的友谊，法显石村于1981年更名为友谊村 ，那个地方至今还完好保存着流传的汉字。

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由于历史原因，魏晋时期出现了外出求法、传法文化交流的热潮。西汉王莽辅政时，曾派使臣出访“已程不国”（斯里兰卡），开始了中斯两国最早的接触。东晋高僧法显至狮子国后，更是直接推动了两国的佛教文化交往。东晋、南北朝及隋唐时，中斯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达到了繁盛时期。当时，中斯两国政府官方使节、佛教高僧互访频繁，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有史料记载，东晋时，狮子国国王优婆帝沙一世听说中国皇帝崇奉佛教，便遣沙门昙摩航海送来四尺二寸高的玉佛一尊 。南朝宋元嘉五年（公元428年）狮子国国王刹利摩诃遣使来宋，送“牙塔像”给中国皇帝；南朝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刹利摩诃又一次“遣使贡献” 。到梁大通元年（公元527年），狮子国国王伽叶伽罗诃梨邪又通使奉献，“欲与大梁共弘三宝，以度难化” 。同时，斯里兰卡的一些高僧、比丘尼也不断造访中国，用汉语翻译经文和参加佛法辩论。如，义熙八年(公元412年)三月,狮子国律师僧伽跋弥在庐山般若台东精舍会同僧众120人，用汉语译出《弥沙塞律抄》一卷。姚秦弘始中(公元409～公元413) ,鸠摩罗什在关中弘扬佛法,时狮子国有一婆罗门来到长安,曾与鸠摩罗什门下的僧人释道融比赛辩才 ，此时这一狮子国婆罗门的汉语水平是相当精湛。在南朝刘宋时,比丘尼戒法也由斯里兰卡传入中国。《比丘尼传》记载,“元嘉六年（公元429年）,有外国舶主难提,从狮子国载比丘尼来至宋都,住景福寺”,“元嘉十年（公元433年）,舶主难提复将狮子国铁萨罗等十一尼至。先达诸尼,已通宋语,请僧伽跋摩于南林寺坛界,次第重受三百余人”。 这些僧侣、比丘尼为佛事都已经学会了宋语，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狮子国人为弘扬佛法对汉语的需求是多么的强烈。

隋唐时期,中斯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更加密切，对汉语的传播的作用也很大。唐贞观十二年(638年) ,玄奘曾到达了斯里兰卡对岸的南印度达罗毗荼国,并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述了他所闻知的有关斯里兰卡的佛教情形。当时在斯里兰卡有伽蓝数百所,僧徒二万余人,信奉大乘和上座部法。到唐麟德（公元664年）年间,据《古清凉传》记载,师子国僧人释迦蜜多罗来到中国。乾符二年(公元667年)六月,他又到达山西五台山清凉寺,用“西方供养之法”礼拜文殊大圣，这种佛法的参拜仪式给中国的佛学文化的带来很大影响。唐代7世纪中叶，中国往狮子国瞻礼佛牙，佛迹的人逐渐增多，其中知名的有义朗、明远、窥冲、智行、慧琰、智弘、无行、僧哲等，玄游还在狮子国出家。这些高僧在游历、求法中与人不断地交流，对汉语和汉文化在斯里兰卡的传播起到很大作用。唐代8世纪初，南印度摩来耶国人金刚智(梵名释跋日罗菩提)来唐，于公元717年途径狮子国，狮子国人不空拜他为师，并随侍入唐弘法。不空(梵名阿目伽跋折罗)是唐朝玄、肃、代三朝的帝师, 精通汉语，也是中国佛教密宗祖师,四大译师之一。不空奉唐朝敕令于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和弟子含光、慧誓等37人从广州乘船还狮子国,重学密教， 此间带去了大量唐代的书法和绘画作品，对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斯里兰卡的悉祗利耶( Sigiriya)壁画就能看出中国文化的影响。许多斯里兰卡学者都认为壁画中的某些人物就含有中国人的面部特征。斯里兰卡著名的作家、文艺评论家M. Wicramasinghe指出,斯里兰卡的文化有从中国借鉴、吸取的部分。 此外,斯里兰卡的一些地名也受到中国的影响。例如, Sini. gama (Cina-gama, Sine Gama, Sini-ga-ma)意思是“中国的村庄”；Cina-Kora tuwa的名字是中国的地区或者区域。

宋元两代，两国文化交流继续发展。今天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的汉语名称在元代已有记载。据元代史料所记，元代航海家汪大渊所著的《岛夷志略》称之为“高朗步”，这是对科伦坡的最早记录。宋代的佛学继续发展，是中国佛教史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古代对外文化交流的黄金时期。宋政权建立之后，就一反前代北周的政策，给佛教以适当保护来加强国内统治的力量。建隆元年，先普度童行八千人，停止了寺院的废毁。继而又派遣沙门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去印度和斯里兰卡求法。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印度僧人法天、天息灾(后改名法贤)、施护先后来京，因而国家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公元811年)以来久已中断的翻译，太宗还亲自作了《新译三藏圣教序》。后来院里附带培养翻译人才，改名传法院。又为管理流通大藏经版而附设印经院。当时斯里兰卡和印度僧人来华献经者络绎不绝，从宋初到景佑初八十年间即有八十余人，内廷存新旧梵本达千数百策，所以这一译经事业继续了百余年。这一时期，中国与斯里兰卡及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元代政府更是四次派人访问斯里兰卡。在经济上，除了两国不断来往的使者、高僧互赠礼品外，两国间的贸易也越来越频繁。在文化上，斯里兰卡高僧、经书对中国佛教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文化对斯里兰卡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明代由于郑和七次下西洋等原因，两国关系进一步加深。在双方的交往中，两国间高僧的密切往来，经书的传译等，对相互之间语言和文化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郑和下西洋多次到达锡兰，郑和首访斯里兰卡时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在锡兰山佛寺所立的“郑和”石碑，至今保存完好，立于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石碑大厅。这块碑镌刻着用汉文、泰米尔文、波斯文三种文字记录的郑和船队的历史性访问。汉文记录了中国皇帝对佛祖的崇敬，并奉献佛祖黄金一千钱、白银五千钱、丝绸一百匹、香油2500斤以及各种镀金和涂漆铜质佛寺装饰品。碑文用汉字铭记，这在无形中加强了汉语在斯里兰卡的有效传播。

2．在近现代，中斯两国的文化交流几近中断，汉语传播停滞。

16世纪以后，斯里兰卡先后沦为葡、荷、英的殖民地，受外国统治长达441年（葡萄牙152年，荷兰137年，英国152年），中国和斯里兰卡的文化交往几乎中断。清代是满人入主中原，建立大清王朝。清初，满族原来信仰萨满教，对佛教也不陌生，早在入关以前即与西藏喇嘛教发生联系。及至统一全国，其吸收明王朝的政治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君主专制主义，在文化领域，大力崇奉孔子，提倡理学，禁止文人结社，实行空前严格的思想统制。对内地佛教采取利用，从严控制的政策。事实上，后来清代佛教随着国力衰弱，寺院荒废日甚，还有战火破坏，佛教在晚清已经处于全面危机的阶段。加上清代闭关锁国的政策，严禁国人出海，这就等于封锁了条通向斯里兰卡的便利通道，佛教衰微，这时以佛教为载体的中斯文化交流也陷入了困境，汉语的传播更是无从谈起。后来帝国主义对世界进行瓜分，斯里兰卡和中国遭到同样的命运。面对亡国灭种的情势，两国人民投入到了抗战帝国主义的战斗洪流中，文化传播已经不可能，语言的传播更是成为空谈。

3．新中国成立后，中斯两国的文化交流得到恢复，汉语传播事业蓬勃发展。

1948年2月4日斯里兰卡获得独立，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逐渐成为两国人民生活的中心。中斯两国佛教徒的传统友谊又重新得到发展，以佛学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交流蓬勃开展起来，汉语的传播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而逐渐加强。特别是到了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给经济开创了新局面，国际地位不断提高，随之与世界在各方面的联系日益密切。1957年中斯建交以来，两国在各方面关系发展顺利。特别是在文化交流方面，越来越受到重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同斯里兰卡签定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年度执行计划，文化关系日益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