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伊拉谟斯召来剑桥的那人是他的朋友约翰·费希尔，他在这一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他是女王学院的院长，罗切斯特主教，担任大学校长30年，是一位学者和影响巨大的组织者，而且还是亨利七世的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的忏悔神父。这位虔诚的院长不是建议她将财产捐给威斯敏斯特修道院，而是建议她将她的灵魂的救赎和剑桥联系在一起：先是捐助一个神学教授席位（1502年），剑桥最早的教师职位，然后是一所学院，基督学院（1505年），身后又捐建了第二所学院，圣约翰学院（1511年）。亨利七世完成国王教堂也要归功于约翰·费希尔的参与。巨额的捐助，学生人数的增加，人道主义的教学计划，这一切都使剑桥大学在几年内上升为一所欧洲级别的大学，首先是和牛津处于同等水平。约翰·费希尔是位改革家，但他信奉正教。他将温和的伊拉斯谟召来了剑桥，让人公开焚烧马丁·路德的作品。到头来他自己站在了断头台上。他的对手中包括一位耶稣学院从前的院士，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他提醒亨利希八世国王，说剑桥的神学家们同意对棘手的教会权益的决定权做出有利于他的解释。在威胁性的强迫之下，大学同意了，但大学校长不同意。1535年，约翰·菲希尔被当作大叛徒处决了，400年后他又被奉为圣徒。

和较为保守的牛津不同的是，剑桥的教师们愿意接受路德的新教学说。他们于1521年聚集在国王学院的白马酒馆，讨论从德国传来的这一新理论。人们称这一同情者的团体“小德国”（Little Germany）。要不是它们的酒馆早就被拆除了的话，我们肯定会在那里读到这样的牌子：“英国新教的先驱者们曾经在此喝酒。”休·拉蒂默、托马斯·克拉默、迈尔斯·科弗代尔、马修·帕克、威廉·廷代尔――作为圣经译者、主教和大主教，“小德国”的这些朋友们为在英国传播宗教改革做出了决定性贡献。两本书起的作用特别大，廷代尔的《圣经》和克拉默的礼拜书《公祷书》。

亨利希八世本人从来没有对剑桥产生过特别的兴趣，却向大学捐赠了五个王家教授席位，这属于时代和它的火焰式国王的自相矛盾。在这个突破的时代，王室需要牛津和剑桥充当可靠的管理人、法学家和牧师的储备室，充当政府的学院支柱。因此，亨利希八世本人最终于1546创办了一所学院，将两座较老的学院合并成一座规模更大、超过了迄今所有学院的新学院，三一学院，这不仅仅是贵族自由的标志。至今它仍是剑桥惟一的一所不由院士选举、而由王室根据首相的提议任命院长的学院。

1553年，亨利希的女儿、信奉天主教的玛丽亚·都铎登上了英国的王座。异教徒委员会成立起来了，学院院长都被撤职了。剑桥的三位革命先驱，克拉默、拉蒂默和里德利，都被烧死在牛津的火刑堆上。一些新教徒逃去了大陆上，有一些入土后也得不到安宁。1556年2月6日，新教神学家马丁·比塞和保罗·法基尔斯的尸体被挖出，他们的棺材被用链子缚在桩子上，抬到剑桥的集市广场上焚毁了，好像它们是异教的复辟者似的。

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信奉新教，在她的统治下，大学渐渐得到了巩固，这次王位更替影响深远。人们继续激烈地争论圣经和教会的权威性。承认英国国教的宣誓使许多人陷进了一场良心纠纷、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完全忠于伊丽莎白一世的清教徒都一样。这位“处女女王”引进了院士必须独身的戒律，只有院长例外。从1570年起，这一禁止结婚的命令就被纳入了大学的规定――正式地直到1861年。创建了新的学院。埃曼努尔学院（1584年）和悉尼·苏塞克斯学院（1596年），两个学院都旨在促进新教，为了显示它们和信奉天主教的历史决裂，两座礼拜堂最初都是坐南朝北，而不是坐西朝东。

伊丽莎白一世只来过剑桥一回，那是在1564年夏天，她更喜欢“亲爱的牛津”，并且资助它。可在她长时间的统治期间，剑桥大学前所未有、以后也再没有这样接近过王位和权力。她的大臣，伯利男爵威廉·塞西尔，在他的母校担任校长近四十年。剑桥的毕业生相继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任职于国家和教会的高级部门。

随着宗教上的稳固，大学生的人数也从1570年的1630名上升到1620年的3000名左右。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绅士”――下等贵族的儿子们前来就读了。当时形成了三类大学生：贵人（noblemen），他们支付昂贵的学习费用，不用考试就能拿到学位，作为fellow commoner和院士同桌用餐，这是他们的许多特权之一；公寓生（pensioners）,来自中等阶层的大学生，他们支付住宿和学习费用，但少一些；最后是sizar们，来自贫困家庭的助学金领取者，免除了费用，但必须在学院里从事服务。大学的三种社会等级的教育基础是16／17世纪发展形成的导师制，同时也是学院经济的一部份。年轻院士靠当导师维持生活。

数百年来，剑桥城只是这所大学的后花园，是廉价劳动力仓库。早在1954年，爱尔兰剧作家肖恩·奥卡西访问过剑桥后就写道：“这座城市挤在、弯弯曲曲地紧挨在学院建筑的周围，给人的印象像是一个没落的小伙子想期望一位富亲戚赐给他一个工作。”学院越扩张，它们对门卫、校役、清洁女工和匠人的需求量就越大。城市仍然相当小――1801年首次人口普查时，居民人数才不足9000人――是繁华农业经济中心的一个小镇。这里住着农民、石匠、啤酒酿造工人、裁缝、鞋匠、商人。城里没有大房子，有钱人住在周围的庄园上。但是，全国各地的客人、伦敦的马车、大陆的商人，他们每年都要来剑桥一次：在九月份，来赶斯图尔桥年市。

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们更喜欢牛津；他们将剑桥当作前往新集市赛马时中途休息的地方。当詹姆斯一世1614年留宿三一学院时，整个学院里禁止吸烟，因为众所周知，这位国王厌恶吸烟。为了供他消遣，教师们安排了一场哲学戏，一场有关“狗们是否进行三段论”问题的辩论表演。最后得出结论，狗不能思维。那位君主听后说，他的狗是例外。教师们钻牛角尖地高声附和。毫无疑问，剑桥是一个精神活跃的地方，充满神学和政治的辩论，获益匪浅的不光是年轻的弥尔顿。在悉尼·苏塞克斯学院，学生奥利弗·克伦威尔接触到了加尔文教的思想，1640年他以一票的优势代表剑桥被选进了议会――“那惟一的一票既毁了教会也毁了王国。”圣约翰学院的院士、诗人约翰·克利夫兰议论道。和城市不同的是，内战爆发时，大学继续忠于王室。1643年克伦威尔返回来，将学院变成了军营，将剑桥变成了东英吉利议会运动的司令部。大多数院长丢掉了他们的官职，有一半院士，共200多人，被解雇了；有些逃去了查尔斯一世驻陛的牛津。威廉·道辛受议会委托，想毁掉学院里从改革中幸存下来的一切：天使、圣像、各种显示罗马教皇权力的东西。不管这位塑像破坏者做得有多野蛮，他也反映了克伦威尔的许多同时代人极其虔诚。

“祈祷和布道时谨防睡眠，因为那是死亡之睡眠。”1660年前后三一学院的学生规章里写道：“不下棋或很少下棋，因为它虽然是一种机敏的游戏，但太单调太费时了。制止足球，因为它是一种粗鲁的、激烈的运动，更适合小丑而不适合学生。”

在君主制复辟之后，统一行为又恢复了英国的旧规定。王室的宠儿被指派来担任大学校长。对教师的雇请也连续几十年反映了王室继承人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信仰变换。在此期间，能够以笛卡尔的坚定不移进行研究和教学的不光是剑桥的柏拉图主义者们，一个自由宗教哲学组织：“道理是主的烛光。”信仰寻找理性的理由，理性发现了一种新的宗教，自然科学。伦敦皇家俱乐部（1660年）成立后设立了数学、化学和天文学的教授席位。艾萨克·牛顿这颗明星在剑桥上空闪耀。但学生们最热烈的争论是在咖啡馆里举行的，清教徒们和理性主义者都在那里享受这一新的时髦饮料，享受清醒的狂欢。学说、学院的流言蜚语、学生诗歌、不久又有了第一批报纸，都在咖啡馆里流传。这些网吧的先辈变得如此流行，校长和院长们不得不于1750年颁布禁止上午就去咖啡馆的禁令。不同于牛津的是，当时剑桥和伦敦之间的往来还相当少。直到1792年才有了一辆直达的定班邮车。伦敦――剑桥这一段它要走七小时一刻钟。

18世纪，王室和议会进一步听任大学自主管理。教师和学生们干他们最想干的事：学习、享乐。他们去钓鱼和狩猎，去咖啡馆，看演出，逛妓，妓女们懂得，集中在一起的这些禁欲的院士和大学里的年轻牡马是个有利可图的市场。在圣约翰学院的教师公用室里，在乔治时代的学院布景里，还能对这个风雅和铺张的时代有所感觉――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称之为“这个极其舒适和令人尊敬的世纪”。打瞌睡的教师和狩猎、酗酒的大学生的画作是当年的牛桥毫无创意的作品。早在那时候，古怪的贵族子弟们的越轨行为就比读书人（reading men）的驼背更受人尊敬。然而，大多数学生来自贫困家庭，他们辛苦工作，希望最终至少能得到一个谋生的牧师位置。乔治时代剑桥的许多教授不举办讲座或不在学校。

1800年左右，剑桥（和牛津）的名声受到损害。另外两所大学超过了它们，尤其是在自然科学方面：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那是乔治二世创办的大学，不久就成了汉诺威人最著名的大学。另外，在英格兰也首次出现了竞争对手，德勒姆大学（1832年）和伦敦大学（1836年）。牛桥失去了它的垄断地位。同时大学生的人数却在上升。发达起来的资产阶级的中等阶层需要新的培养场所。在维多利亚王朝这一越来越工业化和商业化的社会里，剑桥也感觉到必须帮忙。应该改革了。一位科堡-高塔王子、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推动了这次改革。

1847年，剑桥大学以微弱的多数将这位不受欢迎的德国人选为校长。阿尔伯特亲王终于有了自己的活动场所，让女王松了一口气。他果然比英国大多数的大学教师更了解德国和英国的教育事业。但他太迁就剑桥的传统，不能进行真正的重要改革。直到1858年的大学法案才开始修改章程和教学内容。学院在大学面前过于独断专横的自治也受到了限制。特权时代结束了。不光天主教徒们要求完全的教育权利。这回连妇女也想上大学了。

1869年，当埃米莉·戴维斯小姐开始教授五位女生时，她的这一起点既很低又很重要。格顿学院是大英帝国的第一所女子学院，两年后纽纳姆学院也兴办起来了。让年轻姑娘们获得思想和社会自由？这会带来什么后果？这可不是维多利亚社会所理解的进步。剑桥的教授们渐渐习惯了有妇女参加他们的讲座。不过，阿瑟·奎勒－库奇爵士坚持用“先生们（Gentlemen）”称呼他的男女混杂的听众。早在1890年就有一位女生在同年级考试中独占魁首。但她还要很长时间都拿不到学位，评议会的先生们反对授予她学位。剑桥是最后一所同意妇女享有完全平等的大学教育权利的英国大学，从选举权到学位颁授典礼。这一年是1948年――比牛津晚了28年，这也是一项纪录。作为剑桥的男子学院，国王学院和丘吉尔学院率先于1971年招收起了女生，莫德林学院是最后一所（1987年）。在“我们男女生混杂”的那些英雄的年代里，圣约翰学院的门房负责人告诉我道，“我的前任鲍勃·富勒戴着黑色袖章，我们的院旗降半旗在空中飘扬。”今天，在剑桥，女生所占比例超过了三分之一，但只有百分之六的教授是女性。

1871年，又一项法律结束了对不信奉英国国教者的歧视。在那之前，谁想获得硕士头衔、学院官职或教授席位，都必须宣誓信奉《三十九条信纲》。1563年开始实行的这一信奉英国国教的声明将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其他持不同宗教信仰者排除在牛桥门外。这一宽容法令姗姗来迟，即使在这之后，学生们也必须每天去礼拜堂祈祷――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有些学院还要久。

1861年，人们注意到了第一位已婚教师，这显示剑桥大学在渐渐地脱离中世纪。一年前这所大学正式取消了禁止院士结婚的规定。由于各学院有权自主决定此事，直到1880年之后，院士们的结婚愿望才取得了成功。这给剑桥带来了一场建筑和婴儿的小小兴旺。院士家庭日渐增多，当为它们修盖新房时，一种生活形式在各学院里走到了尽头：院士和学生同居一室的共栖现象。

有些教师至今还在怀念这种状况：“我相信学院是一个家庭，单性学院真的是个家庭。”彼得豪斯学院的大卫·沃特金院士告诉我说：“我理想中的地方是教师们生活在学院里，学生们生活在与社会隔离的状态。那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它生活得心满意足，一个追随一种懒散的平等时尚的小念头就让它发生了变化。在一个高等教育的地方我不欢迎任何平等的成份。”从遗传学来看，取消结婚禁令神奇地提高了牛桥因子。一些院士家庭相互联姻，他们的孩子成了牛津和剑桥的教师、伊顿公学或橄榄球学校的校长，他们攀升到政治、文学、出版界的重要位置。属于牛桥的这个大学教育王朝的有阿尔诺德家族、阿德里安家族、巴特勒家族、赫胥黎家族和斯蒂芬家族，像格尼家族、弗赖尹家族、加斯克尔家族、霍奇金家族这些贵格会教徒家庭，像麦考利家族、特里维廉家族和达尔文家族这些光彩夺目的名字，他们反过来又和凯恩斯家族联姻。从世纪之交到1930年，这少数家族超大比例地培养出了很有影响的杰出人才――一个极其保守的“知识分子贵族阶层”，剑桥历史学家诺埃尔·安南对他们血缘和精神的相似进行了描述，他是他们最后的伟大继承人之一，他娶了一位来自乌尔施泰因家族的柏林女子为妻。

牛桥的近亲婚配也有它不好的一面：在社会上排斥外人。大学改革之后，工人家庭的儿子们也很少有机会。查尔斯·金斯利写道：“我们孤傲，其真实原因是因为我们穷。”对于他的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裁缝和诗人阿尔顿·洛克来讲，在1850年，剑桥是高不可攀的，就像世纪末的牛津对于托马斯·哈代笔下的石匠裘德一样。他的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中只留下“维斯沃德·霍！”这个地名，金斯利本人1860年成了剑桥的现代史客座教授。阿尔伯特亲王请他担任其长子的导师、当时的三一学院的学生（爱德华七世），金斯利的“肌肉基督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人阶级的冠军和亲王教育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天主教仇恨者――也正因为它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矛盾，剑桥人查尔斯·金斯利在维多利亚时代才那么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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