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热议社会问题：减负与农民工子女就学

“减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回顾“中国式减负”历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教育部门减负政令持续推出数十年，却难见实效。朱家雄教授对此看法就是：减负，是好事，但需要时间，需要条件。他说：“我们现在的教育改革，最终目的就是要让孩子快乐地学习，但是问题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官方的语言仍然是‘教育改革，举步维艰’”。“减负”并不是单纯的由教育部下达一个通知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它和中国的国情、社会状况都息息相关。中国是一个高竞争的社会，不像挪威、丹麦等高福利国家。那里的老百姓无论学习如何，无论从事什么职业，社会已经给予他足够的保障了。他们幸福指数很高，正是因为他们不需要竞争，在那里工人和医生都过着一样的日子，工人的生活甚至更稳定。但中国的高竞争社会现状，注定了学生必须努力拼搏，否则未来差距就会很大。所以任何的高竞争社会其实要想学生减负，其实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除了减负，农民工子女入学的问题也一直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这也的确是中国目前最应该关注的问题。都说孩子是祖国的明天，如果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不解决，社会发展会非常吃力。朱教授坦言道，因为中国现在也处在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农民来到城市，势必非常弱势，这些民工的子弟，以后就要与城市人的子弟生活在一起，同时成为社会的公民。他们的教育问题最易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甚至会导致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按朱教授的想法，农民工子女们没有资源，没有钱，没有好的老师，再加上家长自身文化水平的局限性，所以社会要对他们做的，就是早期的“补偿性”教育，尽量减少他们进入小学后的“挫败”心理，要能够为他们进入小学做实实在在的准备。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政府现在已经开始关注这些弱势群体，以上海为例，开设了三级幼儿园和看护点。因为国家的城乡二元体制，城市里的每个人每年都有政府补给的所谓“人均经费”，但是外来人员是不在这个计划内的，所以政府就以看护点，以三级幼儿园的方式来安置他们，对他们进行比较系统的学前教育。

零起点不是真正的从零开始

9月份入学之际，零起点的话题可谓炒得沸沸扬扬，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月，此话题的热度仍居高不下。众说纷纭之下，很多家长也对自己一直以来秉持的教育理念有所动摇。朱教授对此也给出了他的答案：零起点并不是真正的从零开始。这一点首先要明确学前教育跟学校教育的时间划分。一般来说划分为三个阶段：零到三岁、三到六岁、六岁之后。零到三岁的儿童，可以说“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大纲在学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并不太听从家长的指令，这段时间就让他们以玩为主；三到六岁则变成了一半是按照自己的大纲，另外一半是按照成人规定的大纲，这就意味着一半是玩乐，一半是家长参与下的指导；六岁后的阶段则是完全按照成人规定的大纲来学习，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小学学习。

明确了这三个阶段之后，家长就很容易可以看到，六岁是一个“门槛”。只经历一个暑假，孩子就要从“半玩半教”的状态变成“完全教授”的状态，孩子一定会不适应。这种不适应就需要幼儿园和小学都做好工作来帮助孩子。正如朱教授所说，“零度是一个临界点，上面有水，下面有冰，这是两种不同的状态，并不是什么都不存在。”所以零起点并不是指什么都不教给孩子，而是指他从前一种状态过度到了后一种状态。

谈及这些内容时，朱教授的语气非常谦虚，他说，学理科的人，考虑问题一般都会用发展的眼光，从来不认为自己所探索到的所谓规律就不容置疑。正如牛顿三大定律一样，这一曾经的“真理”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背景下，部分内容就不存在了。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断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一定是真理，未来一定还有某种理论，可以部分否定相对论。人都是在不断的否定当中发展自己，研究儿童也是一样的道理。儿童是一本读不懂的书，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力去解读它。

【后记】朱教授的一番答疑解惑，想必各位家长都获益匪浅。正如朱教授所说，教育孩子最重要的还是靠自己悟出来的经验，家长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地吸取各方经验的同时，一定要记得停下来审视一下自己对孩子的教育过程，这样才能保证日后效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