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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的一天,斯坦福大学教授塞巴斯蒂安·斯朗(Sebastian Thrun)和他的同事彼得·诺维格(Peter Norvig)在自家客房的地下室里,架起一块白板,支起一根麦克风,对着佳能摄像机,准备开始录制“人工智能”课程。

人工智能是斯朗最熟悉的领域。2006 年,斯坦福教书时,他因好友醉驾而丧生发誓要改变交通的现状。此后,他成为谷歌 X 实验室的创始人,研究谷歌无人驾驶车和谷歌眼镜。在谷歌眼镜被炒得满天飞时,他悄悄将目光挪向教育。2011 年,TED 大会上,作为与会者,他被萨拉姆汗在斗室里制造出的“可汗学院”迷住了。于是,他也依样画瓢把他的“人工智能”课搬上了网。

上完这门课,他发现没法在斯坦福继续教书了。2011 年秋天,有 190 个国家(地区)的 16 万学生在网络上注册了这门课。不仅如此,这门课诞生了一个 Facebook 群,在线讨论组以及大量的志愿翻译者:这门课被志愿者翻译成了 44 种语言。

2012 年初,德国慕尼黑“数字生活设计”的会议上,他说,“我觉得好像有两种药丸:一种是红的,一种是蓝的。吃了蓝色药丸,我就能回到斯坦福大学教室给 20 位学生讲课。但我吃的是红的,我已看到了仙境。”

当年 2 月,他和两名同伴创立了一个名为 Udacity 的网站,提供和计算机以及人工智能相关的在线课程。现在,他们提供 24 门课,从数学、科学到工程,服务来自 120 多个国家的超过 75 万名学生。

无独有偶,在 Udacity 创办两个月后,两名斯坦福计算机教授达芙妮·科勒(Daphne Koller)和吴文达(Andrew Ng)创办了一家名为 Coursera 的公司,和大学合作提供在线课程,目前和 62 所大学合作,为来自 220 多个国家的 280 万学生提供 327 门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的多样化课程。

当年秋天,在东北角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间办公室里,Edx 启动了。

这家由哈佛和麻省理工联合创办的非营利公司也在做类似的事情;目前,合作学校已经扩展到 12 所,除了哈佛和 MIT,还有加州伯克利等。截至 3 月 1 日,大约有 80 万名来自 192 个国家的学生学习它提供的 26 门课程。

Edx 的创始人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教育革命”这样的字眼。《波士顿环球报》的文章里甚至这样描述:当 53 岁的 Edx 创始人之一的阿南特·阿格瓦尔(Anant Agarwal) 在 MIT 一幢办公楼的七楼办公室里详细解释他的计划时,你能想象他身边的大楼在颤抖。

从硅谷发端,到麻省,再到全世界,正是 Udacity 、Cousera 和 edX 三巨头,奠定了 MOOC 的基石。

《纽约时报》作者帕帕诺将 2012 年称为 MOOC 之年,把这称为学习革命的开始。MOOC 是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的缩写,中文为“大规模网络公开课”,随着 Coursera、Udacity 和 Edx 等网站的崛起,这个缩写被广泛使用。

“我对这样的未来很兴奋,也很恐惧。”乔治亚理工大学校长乔治 P.皮特森(George P.Peterson)在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说,“MOOC 预示着教育领域有发生颠覆性变革的可能性。它不会取代大学校园教育,但确实向那些每年收 5 万学费的大学提出一个问题:如果知识可以从互联网免费获得,你得提供什么才值这 5 万美元?”

(2011 年的一天,斯坦福大学教授塞巴斯蒂安·斯朗(左)和同事在自家客房的地下室里,架起一块白板,支起一根麦克风,对着佳能摄像机,开始录制“人工智能”课程)

上万人大课是个技术活

把视频放上网的概念并不新鲜,这一技术在十年前就已经被实现,并催生了一批网络函授学院。

而 MOOC 又有什么不同?如何改变、甚至颠覆现有的教育模式?

王桢一般这样向他的朋友解释 MOOC:“知道网易公开课吧?打算上吗?上过吗?是不是每次总把视频下载到硬盘上就跟上过一样?

MOOC 不同,你得做作业,得考试,考完还能拿证书。”

来自北京上地的王桢是一位小白领,每天花四个小时看公开课,自诩为“MOOC 重度使用者”,在三大网站上已经完成二十几门课。“最重要的是,”他补充道,“用网易公开课和 coursera 学习,体验完全不一样。”

Coursera 的创始人之一吴文达向《外滩画报》解释:“Coursera 和以往网上课程最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以技术作为根本手段的,彻底颠覆传统的教学方法。”

用硅谷的方式做教育,这是继手机、汽车、火箭领域后,硅谷有意颠覆的另一个领域。

Coursera 的每一门课,视频都被分割成小块,最短的一两分钟,有些时长三五分钟,有些长达十几二十分钟。观看视频时,中途会跳出一个小问题,学生答对了,课程才继续。

课上完了,还有作业。作业有些是选择题或是计算题,有些是编程,有些是让你写文章。许多课还有一次结业考试。在 Coursera,作业是有截止期限的,交迟了的作业分数要打折扣,迟交太久就没学分了。每一门课都有一个相应的论坛,可以和选修的同学探讨课程相关内容。

Edx 使用了麻省理工自己研发的开源教学平台,它的最独特之处在于设有虚拟实验室。选修者能够在那里开展模拟试验。这源于创始人阿南特·阿格瓦尔(Anant Agarwal)的一项发明,他曾经研发过一套名为 Websim 的软件,能虚拟科学实验的全过程。比如,你在电脑上用鼠标将这个电阻和那个电源连接到一起,立刻就会有虚拟电流被模拟出来,要测某个点的电压也可以把探测器放在那里,点下运行,结果就出来了。

Udacity 的视频最短,大部分都不到五分钟,练习最多。作业也没有限制时间,随时做,随时结课。它的课程不多,仅限于最初创立时的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并且着重实际应用,比方教你“如何构建一个网络浏览器”。Udacity 的目标之一就是让学生有更好的职业发展。它也是唯一依据教学水平而非学术研究能力来选择老师的,98% 的申请被拒绝,只会对着冗长的 PPT 照本宣科的老师在 Udacity 上根本活不下来。王桢说:“Udacity 是最下功夫专门为网络优化课程的,它最不像传统课堂,它更像可汗学院。”

Udacity 上广受欢迎的物理课甚至被搬到了欧洲。像一部纪录片一样,课程开头,25 岁的物理讲师安迪·布朗(Andy Brown)出现在了意大利锡拉丘兹。这个小城是阿基米德的故乡,而安迪的旅途也从阿基米德当年所想的第一个问题“地球有多大?”开始。

在被分为 30 段视频的一节课里,内嵌了 19 个问题。《时代》杂志记者阿曼达·雷普利(Amanda Ripley)如此描述自己的上课经历:“布朗教授问了我一个问题:希腊人知道些什么?视频停了,耐心地等着我从答案中选择一个,这确实是个需要花时间想想的任务。每三分钟左右就这样来一次,让我很难去看邮件或者分心做别的事情——连一分钟都不会。”

Udacity 的工程师十分注意细节。譬如,尽量避免一个教授全身出镜演讲,那会让观众觉得无聊。许多老师离屏幕的距离非常近,时不时拿手边道具打个比方,制造了一种“老师单独给你开小灶”的优待感,许多特写镜头给了讲者在电子平板上手书讲课要点。一些长词被剪辑时有意加快,用创始人斯朗的话说,“一切都按照人脑学习的特点来设置”。尽管三个网站,以及更多的 MOOC 网站在细节上各有不同,但或多或少遵循着这个特点。人脑集中注意力的时间有限,那就缩短视频时间;人脑喜欢在沟通中获得即时反馈,就设计点游戏和题目投其所好。

MOOC 三巨头的创始人都是计算机专家。这并非偶然。给几万人上课,并制造一堂优秀的课堂体验,这意味着要搭建课堂实时讨论平台,提升课程的交互性,以及实现课程评分自动化,这在根本上是技术问题。阿格瓦尔认为,最终会改变教育的是互联网和数据分析。现在,人们已经能在互联网上传输带有复杂互动元素的课程视频,而研究人员可以趁机搜集数据来了解学生的学习习惯,改进互动方式和课程,从而使教学更有效。

Coursera 正在研究类似的事情。“我们会收集许多用户端的数据。

譬如,学生在哪段视频停留时间长,哪一道题上错得最多,下一次开课的时候就会改进。”吴文达说。它的两位创始人都是人工智能专家,他们希望通过追踪数百万学生在线学习的过程,研究人类如何学习,从而实现个体化定制课程,这本身就是个“机器学习”的过程。他们的发现之一是,一个学生第一次做作业的方法——而不是做对或做错——预测了他(她)是否会在这门课上取得成功。

计算机很容易批阅代码和数学题,但批阅一首歌、一幅画、一篇文章该怎么办?吴文达承认,这些事情是“机器学习”做不了的。对于人文科学的作业,他们采用学生互评的方式,学生按照定好的标准给 5 份其他人的作业打分,自己的作业也会收到 5 份评价。但这种方式争议很大,来自中科院的博士戴玮记得他交过一篇精心准备的 Essay,收到 5 个 5 分,但“全都是赞美之辞,对自身提高一点长进也没有”。edX 也采用类似的方式,结合机器人阅卷给文章评分。

阿戈瓦尔对未来很乐观,他觉得技术最终将解决这些问题:“争议?所有试验性的新事物都很有争议,但不做试验如何能改进呢?”

(美国,edX 的技术团队正在制作网络公开课)

虚拟世界中的明星教授们在线教育催生了一批明星教师。

《华尔街日报》曾评论:“互联网擅长造星,从韩国Rap歌手到年轻的体操运动员。现在轮到老师了!”

哈佛“正义论”教授迈克尔·桑德尔是最早通过公开课红起来的教授。2011 年,韩国一家电视台播出了 2009 年桑德尔在哈佛大学讲授的“正义课”,收视率暴增至该电视台平均收视率的两倍,还做了重播。

2012 年 6 月,有 15000 人来到首尔延世大学的露天广场,参与桑德尔主持的一场关于伦理道德的公众论坛。6 月 3 日,他在首尔最大的棒球场为 LG Twins 棒球队投出开赛第一球。弗里德曼在专栏里写道:“是的,一个哈佛大学教授被要求在韩国的棒球比赛上扔第一个球,因为他有太多粉丝喜欢听他分析道德困境了。”

阿尔·费瑞斯(Al Filreis)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英语教授。17 年前,他将自己的讲课录音放上了网;去年秋天,他终于红了起来。因为 Courera 将他的“现代诗歌”课放上了网。126 个国家的 36000 名学生报名上了他的课。“我就像加入一个每人都有巨大麦克风的俱乐部。”他说。

在 MOOC 的模式下,优秀教师的能量成倍扩散。自去年 5 月以来,全球有 15.5 万学生参加了阿戈瓦尔的电路学初级课程。他说:“参加这门课的学生人数比麻省理工学院 150 年历史中所有校友的人数还要高。”一个名为 Udemy 的网站甚至能将老师的人格魅力直接变现。维克多·巴斯托斯(Victor Bastos),一位葡萄牙里斯本的 32 岁互联网程序员,在 Udemy 上开了一门“零基础学习网络开发”课程,并标价 199 美元。6000 名学生的热捧让他净收入 25 万美元。他干脆辞掉正职,专心教书。

对许多老师而言,给上万人同时上课简直是兴奋剂。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米切尔·邓奈尔曾在一次公开课上讨论批判社会学家怀特·米尔斯的经典著作《社会学的想象》。他让学生们对照手里的书,跟着他阅读,就像在真正的课堂里那样。讨论上线几个小时后,在线课堂涌现出数百条评论和问题。数日之后,数量达到数千条。他在给《高等教育纪事报》的文章里写:“三周之内,我收到的与自己的社会学见解有关的反馈比我整个教学生涯中收到的还要多,它们极大地影响了我之后的每次大课和讨论课。” 普林斯顿的老师蒋孟(Mung Chiang)主讲的“关于网络的 20 个问题:朋友、金钱和字节。”为期十周,从第一次开课后短短半年,就即将在五月开第三次课,这次他会响应学生呼吁,换用新内容,不用数学公式进行教学。

这种“蜜月”般的体验并不是每个教授都能获得。尤其讽刺的是,一门乔治亚理工大学法体玛·维尔特(Fatima Wirth)教授提供的名为“在线教育基础:计划和实施”课程开课后,许多学生跑到推特上发牢骚:课上得太烂了!全是干巴巴的 PPT,将 41000 个学生分成小讨论组也混乱极了。2 月 2 日,维尔特给所有学生发信暂停这门课:“需要时间改进”。学生黛比·莫里森(Debbie Morrison)在自己的 Blog“在线学习观察”里写道: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这反映了许多大学至今仍对 MOOC 持有的态度:线上课只不过是线下课的复制,但事实是,一门 MOOC 的课仍然沿用面对面的教学架构,这怎么行得通呢?

Coursera 旗下,5 门课程的学分已经获得美国教育委员会的官方认可,edX 也在洽谈让更多大学认可他们的学分。一些较早进入的学生已经尝到甜头。一位 17 岁的印度男孩阿莫尔·巴韦(Amol Bhave)因为在 edX 电路与电子学课程中的考试得分在前3%之列被 MIT 录取。Coursera 和 Udacity 都有意充当“智能猎头”,在学生和公司之间牵线搭桥。在一项知名的数据分析竞赛里,获得前三名的竟然都上过 coursera 机器学习课程,这让吴文达十分惊异:说不定下一个爱因斯坦就是一个坐在电脑前看教学视频的阿富汗小女孩。

在 TED 的一期《我们能从在线教育中学到什么》中,Coursera 创始人之一达芙妮·科勒曾谈起自己的创办目标:To take the best courses from the best instructors at the best universities and provide it to everyone around the world for free(为全世界的人提供免费的最好大学的最好教育)。

那么大学呢?《时代》周刊去年 10 月报道 MOOC 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大学已死,大学永存。”乔治亚理工的校长皮特森是这样理解的:“你想想超级碗。你去看比赛,你得忍受交通拥堵,花很多钱买票,坐在一大堆你不认识的人中间,买又贵又难吃的食物。你为什么还是会去?有些东西,只有在场你才能体会,上大学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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