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建教学楼,怎么进入‘211’呢?”这是一位大学校长的困惑,虽然这不是“211”的本意。“211”工程的原意指的是: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点,其中心任务是:提高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科研水平、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但是到了现实中,申请进入“211”就成为众高校领导下达的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唯有进入“211”,学校才有未来,自己才有面子。

  不可否认,中国的大学并不是独立的教育机构,而是隶属于中国庞大的行政体系,因此,虽然冠以“大学”之名,但往往带有中国官僚结构的“特色”。校长是谁任命的?他们的业绩评判标准由谁来定?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直接关系到高校的决策。

  目前,中国各大高校的主要领导遵从的是由上而下的委任制,他们的个人能力、办校成果都必须遵循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规则,他们的任职期限,职位的升迁或调动,都掌握在这些部门手中。在这种体制下,高校的领导者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官僚人格”。众所周知,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教学质量和科研能力,但是这些“软件”因素不但需要长时间的培养、积累和维持,见效慢,而且不能都在直观上被察觉,这对于追求“立竿见影”的高校领导者而言,显然不是最优选择。在现行的机制下,在有限的任期内,很多高校领导与地方官员一样,开始盲目追求数量上的增长,而忽视了质量上的提高,而高校也走上了“粗放型发展”之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显示自己的业绩,高校纷纷大兴土木,圈地造楼就不足为奇了。

  客观上看,鉴于位于城中的校区面积小,而且难以向外扩展,扩招后的高校纷纷在城郊建立新校区是一种较为理性的发展方向,可是在一阵“大干快上”之风吹过后,许多高校犹如脱了缰绳的野马,在冲过了本该止步的终点后继续狂奔。 来源:www.exam

  根据江苏省教育厅的资料,全省已经开工或计划建设的大学城达9座,如果每座大学城平均容纳5万名学生(这只是保守估计),全省大学城可容纳45万名学生。而江苏全省每年的考生人数只有20多万人,即使所有考生都选择省内就读,这些大学城的规模也要浪费一半。与此同时,高校的基建费用也是扶摇直上,从2003年起,江苏高校每年的基建费用从以前的大约10多亿元升至80亿-90亿元,投资规模仅次于交通建设。

  为何高校的扩建如此缺乏计划性?追根求源,高校扩建在规模上的一味求大,是因为其资金使用的软约束。一直以来,高校并无公布其财务状况的义务,其资金往来几乎完全不透明,资金的使用也鲜有监督。多数大学领导都怀着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宏愿,无论如何,在气势上要高人一筹,在开支上就缺乏远见和成本意识。一旦贷款到手,扩建、装修便更加肆无忌惮。办公楼、教学楼要尽量豪华,体育馆内的设施要尽量先进,操场要尽量大,校园要尽量美化……大学城内的校园可谓你拼我比,竞相绽放。即使超出了预算也没多大关系,也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有消息称,1993年南京某大学浦口校区动工,由于基建材料价格上涨,当年出现了400万元的资金缺口,不得不求助于江苏省政府划拨,而这笔款项最终也以核销而了之。

  国家审计署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四城市大学城的占地中,高尔夫、房地产等经营性项目和山体、绿地、水面及闲置地等就占42%。更有甚者,大学城中的项目已经完全超出了人们正常的想象。

  此外,在高校扩建的浪潮中,地方政府也“功不可没”。在“211”工程的评选体系,一些对教学硬件的要求成为地方政府追求当地GDP业绩的工具。根据国家教育部相关规定,对于进入“211”工程高校的拨款,只能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如此一来,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出让土地的办法以“支持”教育,银行也开出了诱人的贷款条件,以弥补学校建设经费的不足,于是三方相见恨晚,一拍即合。

  只是目前大学城的开发建设,已经脱离了原先单纯解决高校扩招压力的初衷,成了诱人的“蛋糕”。对于政府,利用银行贷款来支持高校扩建可谓“一石二鸟”。银行在政府的隐性担保下,似乎找到了优质客户,为多余的存款找到了相对“安全”的去处;政府则不但解决了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问题,还坐收了由高校扩建带来的GDP增长以及周围地区的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地方政府虽然低价向高校出让了土地,但是早已在其周围的土地出让中赚了个盆满钵满。以南京的江宁区为例,随着大学城的安家落户,当地商品房价从几年前每平方米千元左右上升至现在的每平方米3000多元。面对这一即将到来的多方共赢的局面,岂能错过?

  中国高校盲目扩张规模的原因在于其官僚行政单位的本质,而这种属性所带来的,则必然是财务上的预算软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