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姓名:余欣
  论文题目: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
  作者简介:余欣,男, 1974年11月出生,2000年9月师从于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于2003年7月获博士学位。

  中文摘要

  本论文是综合运用敦煌文献对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所进行的社会史研究。
  作者仔细清理了宗教史、社会史研究的各种理论,提出“民生宗教”的概念,企图以此为主要线索,从社会生活实际的层面,来诠释唐宋之际敦煌民众的信仰世界,揭示其丰富的内涵。
  在导论部分,作者在对国内外有关社会史理论及民间宗教研究的通盘考察和重新检讨的基础上提出了“民生宗教”的概念,并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内涵和外沿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和深入的论证。
  “民生宗教”,是对以往的民间宗教概念的细分化,指围绕个人或家庭乃至某一地域的民生福祉而展开的信仰,尤其是与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与生命历程相关联,包括思想与行为。其核心内涵包括神灵体系、仪式活动、象征结构三个层面。与通常有关民间信仰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不是仅仅考察民众有什么样的信仰,而是这些信仰如何作用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进而探讨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行动的信仰在国家政治、地域社会、利益集团、精英阶层和普罗大众之间的互动关系,重心落在宗教实践层面。
  第一章是关于敦煌的神灵信仰的专题研究。由于敦煌莫高窟的艺术遗存和藏经洞文献的主体是佛教及其相关内容,似乎给人这样一个印象:敦煌兆民的宗教信仰是纯粹的佛教,敦煌是“佛教都市”。其实这是大大抹煞了敦煌宗教社会的丰富内涵的简单化概括。作者主张对于神灵体系的考察,只有潜入活生生的日常生活的内部空间上下探赜,进而寻求其变迁的线索和动因,才有助于对中国民生宗教本质特征的更全面的理解。因此本章把问题点指向以下几个关键:敦煌众神的构成与等级秩序,以及造成这种复杂的格局的多元宗教的背景;宗教信仰作为庶民生存方式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的精神支配力和对生活质量和生活节奏的实际影响;诸神背后所潜藏的“政治幽灵”等等。
  第一节通过对敦煌文献中的散食文的性质及其内容的分析,来揭示密教仪轨对敦煌诸神系谱的影响,力图证明,散食文所展示的焰口施食仪式,不仅促进了各种信仰的交融,而且提供了一个整合的契机和用以实际操作的平台。对以往过于强调神祇等级秩序是中国官僚体制的投射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宗教本身所具有的整合功能其实是不能忽略的。同时还指出,敦煌出土的材料不仅表明密教在晚唐以降的敦煌社会具有强大的渗透力,弥补了焰口施食仪轨在唐宋之间的断层,并且提供了许多非佛典的实施细节,昭示了其在中国密教发展史上广阔的研究前景。
  第二节是关于一些在民众生活中非常活跃的小神的个案研究。作者发现崇拜对象是有选择性的,决定选择的标准是这些神是否具备民众所诉求的功能以及神祗的神通是否足以满足祈愿,换句话说,某些被认为是对生活和命运有着最直接的主宰能力的神鬼,而且又传说是大有灵验的,最容易得到民众的祭拜。尤其是在神界的地位卑微,但在日常起居和生老病死方面却举足轻重的那一类小神,更值得探究。因此本节考察了灶神、社神、土地、城隍以及树神,重点不在溯源,而是它们在庶民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中的位置和巨大的影响力。
  第三节是对墓葬神煞的研究。作者重新校录了上博48《后唐清泰四年(935)八月十九日曹元深等祭神文》,并以此为核心史料,结合大量考古材料和传统文献,对唐宋时代敦煌的墓葬神煞进行了考辨。然后在此基础上揭示民生宗教的神灵信仰体系中这一组成部分的基本特征:墓葬神煞的“历史延续性”远远超出松散型宗教中其他类别的神祇,佛教的“入侵”,道教的确立,改变的只是和地狱、天堂有关的信仰,墓葬领域则几乎没有触动。
  第四节是关于世俗政治与民生宗教关系的考察,竭力通过几个典型的例证,来观测政府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张力”:共同利益如何维护,集团利益如何争夺,民众和地方精英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各方又是怎样把斗争的焦点汇聚到宗教信仰上来的。例如通过三危山和金鞍山信仰处于不同历史时期,在归义军政权主持的祭祀仪式中地位的升降,揭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如何借助对地域性神祇祭祀的控制,来体现它所企图建立的政治理念并加以宣扬,从而为自身政权的合法性提供更充分的依据。这些官方行为本身自然反映了政治因素左右民生宗教的巨大能量,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相关文本出自不同的阶层:统治者、御用文人以及普通民众,表明这种适合相应时势下为维护政治利益所必需的政治宣传的实现,并非完全依靠强制,而有赖于各阶层的相互妥协,甚至默契配合。由此可见,只要不牵涉根本性的利害,由兆民、文化精英、民间权威胶结而成的社会与政府之间就未必存在着二元对立关系,相反,他们认可当政者拥有调整神灵信仰的权力,并乐于接受或从中发挥作用,上达和下行的孔道是畅通的。而对慕容归盈立庙事件的透析,则试图呈现在这种多重“张力”的作用下,不同利益共同体为维系各自权益和争夺资源,而或达成妥协或激烈角逐的斑斓画卷。
  第二、三章是关于住与行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但不是从物质文化或民俗研究的角度出发,而是力求揭示其宗教文化内涵。
  第二章“居住:生活空间和信仰空间的交涉”有意识地回避了面积、住房结构等物质生活层面以及相宅术的数术史研究,而把考察重点放在关于居住与人的命运的关联,为建造住宅进行选址时对水渎的考虑,房屋布局与营建顺序等宜忌,宅舍中的神鬼,入宅仪式与镇宅术,居住空间与信仰、礼俗空间的转换,等等。偏重于信仰和礼俗的社会史研究,而不是风水术自身的数术史考证。
  第一节对于营造宜忌的分析表明阴阳宅和五姓说这两大类占宅术的传播,跨越了庶民和天子之间的鸿沟,显示了民生宗教涵盖所有社会阶层的特性。所运用的《宅经》虽然文辞俚俗,但是其背后仍有周易、阴阳等高深的学理作支撑,并非胡编乱造。民间知识分子的通俗文本与士大夫阶层的高雅文本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表明两者不是截然对立的。对于这种兆民共奉的信仰状况,我们很难用“大传统”与“小传统”这样简单化的分析框架去解释。
  第二节是关于入宅和暖房礼俗的考察,深究其中的宗教意味。作者发现,入宅仪式堪称是中印文化的合璧:一部分来源于中国本土的阴阳占宅术和道教;另一部分则来源于密教,说得确切一些,是对密教坛仪的创造性模仿;还有一部分本身或许即是华夏文明和印度文明互动而产生的“化合物”。而暖房仪式,则上至皇亲,下至庶民,乃至某些地方出家的僧人,唐五代都相当风行。僧人所用仪轨与俗人没有什么分别,敦煌僧尼生活的世俗性又一次在此体现出来。
  第三节宅中鬼神与镇宅之术,就宅神信仰、伏龙、护宅与害人的各类神鬼诸问题进行了考辨,并对各种镇宅术进行了解析,在一定程度上清理了中古时代镇宅术的源流。
  第四节是关于住宅礼仪功能的分析。指出在仪式举行过程中,住宅从生活空间切换到礼仪空间,以在特定的位置完成相应的仪节,作为尊卑等级的象征,从而构筑新的家庭伦理秩序。礼制民俗、性别意识与民生宗教,经由住宅的符号性,显示了空间的各种隐喻涵义。
  第三章是讨论敦煌文献所见中古时代之出行信仰,不是考察交通方式和交通路线,而是努力探寻禁忌和信仰在行生活中的影响。诸如对出行占卜技术、时日及方位择吉的讨论,对行神信仰与出门仪式的勘察,对“往亡”与“归忌”这两个复杂的出行禁忌问题的重新检讨,以及保佑行路平安的法术,居家亲属为远行者祈福的方式等。这些课题都是前人的研究甚少涉及的。
  总之,本论文试图通过一些根本的信仰把敦煌文书和其他出土文献沟通起来,显现敦煌民众诸种宗教信仰杂处、互动和交融的绚丽多姿的真实图景,希望不仅具体而微地丰富对唐宋之际敦煌社会的认识,加深对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理解,还能为深入发掘敦煌文献在中国思想史与学术史上的价值,提供一些新的启发,扩张敦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开拓敦煌学的新面向。

  关键词:唐宋  敦煌  民生宗教  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