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国)史蒂文·科恩 (美国)布拉德福德·德龙 译者:杨涛
史蒂文·科恩(Stephen S.colae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经济学圆桌会议(BRIE)联席主管、“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
布拉德福德·德龙(J.Bradford DeLong),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也是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他还在写作读者众多的经济学博客“The Semi-Daily Journal”,国内著名财经类杂志《新世纪周刊》和《财经》都有他的专栏文章。

目录
致谢/v
中文版序/ⅸ
第1章 引言:当其他国家掌握了财富/1
第2章 新自由主义梦想的终结/17
第3章 曾经的梦想/37
第4章 主权财富基金及其他政府基金/67
第5章 它们的钱都来自哪里?/93
第6章 政府引导的发展/119
第7章 结论:财富属于其他国家/147

影响力的终结

序言
我们即将讲述的内容既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在中国发生的故事,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在美国发生的故事,所以,本书既是针对中国的读者,也同样可以献给西方的译者。能通过中文版把这个“当其他国家掌握了财富之后会发生什么”的故事娓娓道来,当然是笔者所乐见的结果。
本书所要讨论的话题是关于资金的流动——在这段时间,流出方基本上是美国,而流入方基本上是中国——以及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流动,是什么力量在支撑这些流动,此外还有应该如何限制乃至终止这些流动。本书所要讨论的话题是这样的资金流所织就的一种强大却纤细的纽带,它将美国和中国以某种亲密但不情愿、或许还有些令人不安的方式捆绑在了一起。本书所要讨论的话题是与资金的转移必然相伴而行的政府权力和社会权力的转移:经济实力、政治实力,还有军事实力,以及社会和文化的实力。另外,本书自然也要讨论维系目前的和平而繁荣的全球秩序的国际责任,随着实力版图的变迁,现有的秩序有可能走向成熟,但也可能受到威胁。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寂寞的综合实力超级大国,美国从高高在上的位置上走下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秩序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刻意为之,足以保证它在自己的超级大国地位褪色之后依然能身处一个相对惬意的国际环境: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五个主要同盟国占据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席位并拥有否决权,联合国的总部设在了美国纽约,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位于华盛顿特区,还有北约和其他一些组织,它们最终演化成了欧盟。
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冷战中发挥的作用令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更加稳固。而美国的贸易赤字则已经延续了40年之久,它的支出超出了自己的生产,这个差额通过进口来弥补,支付差额的手段则是不断膨胀的美元债务。美国的长期贸易赤字是其他国家成功执行的高速增长策略的对立面,是增长奇迹的故事的必不可少的另一半。首先是西欧国家,然后是一个接一个的东亚国家:把农民从生产率极低的农业部门中转移出来,让他们利用机器来生产制造品。那么,谁来购买这么多的产品呢?当然不是依然留在乡村的广大的本国农民,他们没有购买力。为了保持繁荣,大量增产的产品必须出口。当西欧那样的半个大陆,或者像日本和后来的中国那样幅员辽阔的大国的生产超出了本地消费能力的时候,就必须由另外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大国(也就是美国)通过超过生产的支出,才能把对方的富余产品买下来。于是,首先是在西欧国家,然后是在日本,以及在最新崛起但也最显著的中国,从贸易顺差中获得的美元财富就必然大量累积起来。而美国则注定会目睹本国的工业在进口产品的冲击面前节节败退:最早是纺织品、服装、鞋类和玩具产业,后来随着亚洲制造商在工艺和价值链上的提升,又蔓延到钢铁、造船、汽车和电子产业。这样一种国际经济秩序虽然在根本上说难以为继,事实上却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西欧国家和日本已经成为这场游戏中不容置疑的赢家,它们步入了富裕国家之列,没有被荚元所窒息。而中国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却是这个世界从未见过的,这样的速度和规模给当前的货币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的紧张压力——我们可以斗胆称其为“第三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吗?在20世纪的50~60年代,美国和西欧国家的贸易并没有给布雷顿森林体系带来类似程度的紧张压力。第二代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没有被70~80年代美国和日本及亚洲四小龙之间的贸易所破坏。
随着其他国家掌握了庞大的资金实力,美国就不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了,它正走在演变为一个正常但实力依然显赫的大国这一艰难而危险的道路上。美国必须从现在开始,以一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未曾有过的态度来认真记录和密切关注其他大国的愿望和感受。同时,鉴于美国已不再能非常轻松地发挥唯一的超级大国的作用,其他大国——特别是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也就不再能够继续享有过去那样令人尴尬的旁观者的待遇,不再能够一边抱怨国际秩序的毛病,一边又在推脱维系秩序的责任。在今天的核武器时代,面对很多没有像中国一样成功走上现代化和繁荣之路的国家的愤怒民众,这些大国必须承担起确保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重任。
因此,中国和美国双方都必须从根本上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它们都需要向同样的总支出等于总产出的宏观经济均衡点迈进,但调整的方向迥异。这样的变革既不应该也不可能在突然间完成,而是需要时间。也需要两国的政洽领袖勇敢地采取措施。中国正急于在未老之前变得更富,正急于变得像先进国家一样富裕,这既是其愿望,也是其权利,对它来说,调整意味着转向由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总体上看,对于中国的民众而言这当然是件好事,但经济结构的调整绝不是轻松的、毫无痛苦的过程。对美国来说,调整则意味着更少的开支,完全逆转在过去50年间起支配作用的削弱制造业而壮大金融业的结构调整方向。美国的调整将会更加困难和痛苦,在初期阶段,需要对问题和任务的严峻程度有深刻的认识。
自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化世界经济体系起源以来,我们已目睹了两个由超级大国[或者如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ies Kindleberger)所说的霸权国家]来支配国际秩序的时代:第一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英国主导的时代,第二个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主导的时代。在两个时代中间的真空期,英国已沦为几个世界大国之一,而新兴的美国或者各大国的合作均未能承担起维护和平与繁荣的世界秩序的责任。
如今我们正在步入第二个真空期,而且是在核武器扩散的时代。目前尚不清楚这个真空期结束的时候,会不会看到一个新的超级大国的崛起——最有可能的是中国。但在过渡时期,美国作为衰落中的超级大国,中国作为成长中的大国,双方均负有维系世界各大国(哪怕是不那么强大的大国)的和谐、让我们的世界在未来几代人手里继续保持和平与繁荣的特殊责任。这两个国家必须马上着手开展双边合作,前途并不平坦,任务也不轻松,但无可逃避,否则只会招致灾难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