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不久前，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丽，对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进行了一次专访。话题涉及历史文化传承、语言文字、基础教育、大学之道等。任先生发表了坦率的看法。现刊出如下，以飨读者。

　　王丽(以下简称王)：您是研究中国哲学和历史的，您认为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在基础教育中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任继愈(以下简称任)：现在已经成了断层。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孩子对古代的东西非常隔膜，尽管数理化考得非常好，奥林匹克竞赛得过奖。我去看过安徽的少年班。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少年班要熟悉中国的历史文化，光学这个科技不行，这跟外国孩子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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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那您觉得跟语文课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任：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自从有文字以来没有中断过。你看骑马的“马”字，从前那个写法一直到现在，能看出那个痕迹；还有那个“鱼”字，也能看得出来。而古希腊文和现代英语是不一样的，拉丁文跟现在的欧洲语言不一样，古代的印地语跟现在也不一样。只有中国持续不断的五千年。语文课应该代表五千年的成果。

　　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汉字做了简化。今天除了中国台湾之外，大陆的孩子都不认识繁体字了。

　　任：这个简化字的工作，虽然方向是对的，但做得比较粗糙。比如“台湾”的“台”字，本来是“臺”，现在写成“台”。你写这个可以，但你不能不认识那个。繁体字你应该叫他认识，不认识是不行的。有一次颐和园办慈禧太后生活展。“太后”那个“后”，主办方以为是繁体字的那个“後”，结果就写成“慈禧太後”。挂了两天，结果有游客看出来，去提了。这是发生歧义，发生歧义就不成功了。我是研究历史，研究哲学的。你比如易经讲“乾坤“，有的地方简化成“千坤”。每次排版我就提醒，这个字不能简化。这种情况不少。

　　王：这是为什么呢？

　　任：当初制定这个方案的时候，是把好几个字合并成一个，这一并就回不去了。比方“斗争”和“北斗星”的“斗”，“斗争”是简化字，但“北斗星”不是简化字。还有“干部”的“干”和“才干”的“干”，“大动干戈”的“干”，它们是不一样的。现在都变成一个，这样就乱了。

　　王：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混乱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会认会写繁体字的人越来越少了。比方像我，现在看古书是没问题，但具体让我说出今天某个简化字在简化之前是怎么写的，我也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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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识繁用简。这样念古代文学作品不会不认识。你比方唐朝诗人叫做“朱庆馀”，现在简化成“朱庆余”，那不变成“庆我”了吗？

　　王：那您觉得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这一点？

　　任：中学语文老师和编辑应该有这个责任，凡是容易引起歧义的字要加个括号注在后头。我说不用考学生，也不用叫老师教，就这样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12年熏陶,天天见面，耳濡目染，学生自然就认识了。他看《西游记》，看《水浒》就不发生困难。这个又不影响文字改革的政策嘛。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王：那您觉得这样做的长远意义是什么？

　　任：就是普及啊。文化不中断，不形成断层啊。我希望你中学语文能把这点做到，就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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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我知道您主持整理了一批古代典籍，您觉得以后能有多少人看懂呢？

　　任：如果繁体字识繁用简能够做到，就能看得下去，就不会中断。

　　王：前段时间有一个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教育部部长周济讲话，要求大学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任：我觉得现在中学和大学都有一个问题，课程排得太满，没有学生自己的时间，不能发挥自己的爱好，跟蒸包子一样一屉一屉的，出来一个模样，这样不会出人才，有人才也埋没掉了。我的孙子就是这样。在念中学，他没有自学的时间，课外看书的机会几乎没有，一天到晚做题做题。

　　王：现在的问题是，孩子即使有时间也不想看书，因为在学校里整天对着书本，像一个人吃一样东西吃太多了，结果就产生了一种排斥心理，损坏了孩子的阅读欲望。

　　任：还有中学应该有写字课。有了电脑以后，字都不会写了，提笔忘字。

　　王：您说得很对。其实写字课不仅仅是把字写得好看点，这里边也是培养孩子的一种感情，对自己语言文字的感情，这本身也就是爱国主义的教育啊。而且这种爱国主义教育是具体的，是渗透在一个人的生命中的。

　　任：我上学有写字课。我孩子那会儿也有写字课。她是老三届的。你可能晚一点？

　　王：我也有。印象中每天下午第一节课就是写字课。我家就跟学校隔着一条河，中午回家吃完饭，要带着砚台、毛笔和墨上学校。下午第一节就写字，下了课还要到小河边去洗笔，当时感觉挺麻烦的。

　　任：只有汉字才形成一种独立的书法艺术。你看那个英文是不行的。还有那个日文，是从汉字演变过来的，它作为书法就差一点，所以他们的书法仍然是汉字。那个韩文更连不起来，好像一把把钥匙，书写的美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