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在中国有着特殊的意味。对于贫寒子弟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没有升学考试,很多学者、官员,还有企业家,可能都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就笔者来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之后恢复高考制度,笔者不可能顺利进入北大攻读学士学位、硕士学位,乃至博士学位,今天我也不可能学着我的美国老师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教授的样子自豪地说,“自己出身贫寒之家,但今天也可以自豪地自称为学者了”。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教授自幼失去了父亲,家境贫寒,但后来通过考试上了大学,现在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

  这说明,不仅在中国,即使在美国,考试也具有特殊的意味。正是因为考试制度,使得没有关系、没有出身背景的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社会中获得自由和尊严。或许是由于笔者的亲身经历,笔者经常跟自己的学生说,好好读书,认真、努力,不要担心没有背景,没有关系,没有机会,只要我们不怕考试,有考试的本事,就可以实现我们的梦想:没有关系当公务员,我们可以考试啊;没有机会升官,我们可以考试啊;没有钱出去留学,也可以考试争取奖学金啊。只要有考试,我们就有机会。

  不过,话是这么说,考试也并不是只有好处,没有弊端。高考制度虽然好,让成千上万的贫寒子弟上了大学,但也让我们国家整个中小学教育陷入了考试教育的泥淖。每年一度的高考,对中国无数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件惊心动魄的大事。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每年一度的研究生考试、博士生考试,也逐渐具有了高考的特色。本科生教育虽然没有变成考试教育,但从考研的情况来看,如果片面强调考试,比如,指定教材,严格按照教材给标准答案,考卷批阅流水作业,每一份试卷都用新的编号隐去考生信息,考试严格了,但很多名校自己的学生虽然专业水平明显较高,但反而考不上,而考上的,往往是从一入学就开始准备考研的一般院校的学生。这些学生专业水平并不高,但因考试准备充分,取得高分,顺利考上研究生。

  现在,博士生的情况稍稍好一些,灵活性大一些,但考试至上的倾向也非常明显。很多大学的院系在博士生考试方面出台了各种各样的规定,比如导师集体出题,由核心命题老师负责抽题,形成A、B试卷;考生名单只有考号,没有姓名;导师集体阅卷;严格按照考分确定录取名单;集体招生,集体考试,集体录取,最后由导师组集体指导,但指定导师负责。

  严格考试程序,淡化其人为的因素,可以让考试比较规范,导师没有嫌疑,也没有责任。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考试水平硕士生化,具有研究能力的学生,未必能够考高分,而具有高分的学生,未必有研究能力。有一些已经学有所成的青年学者,不屑于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复习背诵,离开了考场,让很多导师感到痛惜;而有一些职业考生,一年一年地连续考试,多年下来积攒了考试经验,顺利成为博士生,最后成了导师的负担,导师也没有办法。

  为了解决考试的效率问题,很多学校的博士点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尝试:继续举办正常的考试,但考试的分数权重下降;鼓励学生与博士生导师积极沟通,让导师对学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增加面试、口试,综合考察学生的能力,并逐步增大其权重。但也随之出现了很多问题:有些导师决意不要高分学生,在面试的时候给高分学生不及格,而以低分高能的名义破格录取甚至是考试成绩不及格的学生,引起学生抗议,甚至面临诉讼;有些导师与学生交往频繁,被怀疑有腐败关系;有些导师招了现职官员和企业家,被人认为是买卖文凭。一时之间,博士生导师面临着极大的道德压力,舆论压力,甚至是司法诉讼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是继续回到考试为本,强调考试公平至上,还是勇往直前,提高考试效率,录取真正有研究能力的学生,面临着两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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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使博士生导师陷入了两难困境,要程序的公平还是结果的效率。这种两难选择,的确是非常艰难的选择。我估计,在未来几十年之内,中国的博士生考试还将继续在这两难之间艰难地徘徊。

  不过,在笔者看来,选择再艰难,有一点还是确定的:让博士生的考试降低为硕士生的水平,甚至是本科生的水平,对中国的博士生人才的选拔和教学,是非常不利的。即使高考,除了强调程序的公平之外,也在此基础上增加灵活性,让考试更加有效率,真正能够选择优秀人才,并有利于素质教育,摆脱应试教育。

  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破解两难,找到努力的方向:博士生的考试需要在程序上继续完善其技术,在出题和阅卷方面强调其公正性,让其能够反映博士生的水平。考试的规则和录取程序应该是公开透明的,考生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导师的权力和责任,学校的权力和责任,都是非常明确的,一旦发生冲突是可以诉讼的。

  在此基础上,进行制度设计,强调考生的背景因素的作用:受教育背景以及各种各样的资料,发表过的学术论文,博士生研究设计,学者的推荐信等等。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面试制度,让面试真正反映考生的水平,减少其随意性,也减少其形式化的问题。

  在这一进程中,招收到高水平的博士生是最为重要的,但必要的程序也是基础,也是解决各种各样冲突的关键。可以预料,由于社会背景的影响,任何灵活性的增强,都将面临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这种质疑,可能让博士生考试制度改革走回头路,但也应该看到,这种质疑也有助于约束博士生招生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也可以鼓励博士生导师形成自我约束的习惯,从而改善博士生考试的制度。

  所以,笔者认为,只要我们认真努力,只要我们认真对待考试,考试将继续为认真、努力的人,提供各种各样的发展机会。只要我们认真对待质疑,质疑,也将推动我们完善博士生的考试制度。而在认真努力的进程中,我们也将在两难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