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姓名：郭万金
　　论文题目：明诗文学生态研究
　　作者简介：郭万金，男，1979年4月出生，2004年9月师从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胡明教授，于2007年6月获博士学位。

　　中文摘要
　　本文尝试着以一种视文学为生命的同情眼光梳理有明一代二百七十年的诗歌历程，以一种宏观多元的研究视角，立足诗歌文本与史实资料，在社会现象与思想学术的交织考察中还原、构拟明诗的文学生态，即此以观察、反思明诗的发展轨迹，同时又在明诗文学生态的考察中重新定位明诗，开掘、诠释明诗背后的生命存在、精神内涵，文化意义，并在明代社会文化、思想学术、士民心态、政治经济、生活观念等的综合考索、细致思辨中大致理出明诗的嬗递过程及其背景原因，在宏观的历史理解识度与文化承续意识中引申出关于明诗格局与精神内涵的诗史断制与认知结论，以一种大文学观、大历史观、大文化观，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中把握明诗演变的文化历程，探究藏于其后的士人心态，社会风尚，历史变迁、人文底蕴。
　　代元而兴的明王朝非但是在战乱之后建立的一般意义上的“大一统”国家，更以汉制恢复，礼乐重修等一系列旷然复古的国家文化行为，显示出逾迈汉唐的开国规模。除去一般意义上的统一喜悦外，百年衣冠的汉制恢复放大了“混一而后大振”的心理效应，更造就了一代明诗的高亢发端。重建汉官威仪的恢复激情成为朱明帝国极为重要的童年经验之一，深刻影响着有明一代的文化复古，更与传统观念下的其他意识一道融为贯穿明诗始终的汉唐情结。传统信念中的古典理想在夹缠着民族集体意识的文化心态中演变为明代社会的普遍观念，规模汉唐的文化复古更成为明诗生态中最为典范的心灵背景。作为关系有明一代文运的精神气象，并不仅限于易代之际，百年衣冠的恢复激情以其典范的象征意义与深广的文化内蕴延续、辐射于明诗的整个历程。。
　　最高权威的诗歌兴趣历来是为文学生态中最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传统观念下的帝行规范中，诗歌虽未遭受特别的排斥压抑，却也不属于可以提倡的君王行为。明代的创业、守成之君，虽或有些个别的诗歌兴趣，却受限于国务的繁忙，帝王身份的顾虑，不得着意提倡鼓励，荒于朝政的君王虽然“有闲”，却被声色嬉戏转移了兴趣，无暇顾及。明代君王虽也偶然作诗，亦保持着维系天子形象的赐诗、赋诗行为，但其所表现出诗歌态度实在算不得热衷，有限的君王兴趣已然使得明诗生态中的日照时间大大缩短，而因明初二祖的禀性心理所造就的文祸寒流更以君主心理与士人志行间的巨大裂痕，严重地破坏了明诗生态。作为最为接近至尊权威的核心权力阶层，阁臣与太监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社会张力，其于诗歌的兴趣关注，或可理解为是足以影响明诗文学生态的温度因素，以儒起身的阁臣群体尽管大都能诗，浓淡不一的诗歌兴趣，却受制于地位身份、言行规范的限制，对于诗歌的兴趣亦只能于经典所认可的言志载道范畴中呈现为一种有无之间的“余事”关注。太监虽然没有阁臣的身份顾虑与道统观念，但其有限的知识修养，以及在宫廷氛围中濡染形成的审美趣味与世俗心态，却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诗歌关注。尤其是，专擅太监为抬高身价的附庸风雅更使士人进退维谷，对抗者致祸，委蛇者尴尬，攀附者失德，于一代诗歌并无提倡之力，却有摧残之实。最高权威与核心权力阶层的诗歌态度大体相近，既不会特别贬抑，却也没有积极的鼓励提倡，有限的上层关注虽称不上抑制发展的不利条件，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明诗生态的先天不足。
　　选贤任能历来是权力阶层最为核心的统治关注，朱明以八股取士，于诗而言，自然不算有利条件，然而，更为不利的条件则来自于八股时文的制度土壤——科举取士。较之帝王、阁臣的外部提倡，科举制度作为帝王思想、士人志尚、道学理念等价值信仰的稳定综合体，于士人心志实然有着更为深远的内在影响。关切其身科名及第已是发自士子本心的直接关怀，而作为制度的八股取士更有着源自传统观念与权力阶层的支持，自然有着不可转移的导向力量，天下士人，风行向从，被明代科举制度排斥于外的诗歌自然不幸地成为“时文余事”。而全段精神耗于场屋的明人更极自然地将已成习惯的时文套路渗透于明代的诗歌创作、诗学批评、选本刻行之中，诗与时文在某种程度上的艺术相通被科第心态放大，再作用于诗，如此生态下的明诗自不免“有似八股”。
　　对于通过科举的仕宦阶层而言，身处由传统张力、道学氛围所构建的人文生态之下，退公之余的赋诗言志虽是个人情怀的挥洒，而文学情调中却每夹缠难以挥去的政治情绪。有明一代，理学影响下的“忠孝”观念虽被视为天理，官俸微薄下的清廉持守亦分外艰难，但仕宦阶层寄情言志的诗歌表现却无大异，前代忠臣孝子、清官廉吏仍是不变的讴歌对象，报国、守节亦为诗中常见之志。诗歌雅事历来是士人身份的最佳文化标识，应酬唱和亦是历代延承的士人传统，应酬诗文自然成为明代官场社交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时甚至成为整个社交活动的核心内容。在科第八股以及视诗为余事的道学观念的压力之下，应酬成为明人大量作诗的社会驱动力，其中虽不乏才情兼备的优秀之作，也导致了一定层面上的明诗“繁荣”，然应酬习气下的批量创作既非衷情而发，又多为摹拟程式，竟成为有明诗歌的最大流弊。同时，导源于传统，受激于现实的名节心理成为明人诗作的习惯表现，而在明代政治生态而格外凸现的忠奸之辨，更交织着道德褒贬的传统文学观念，亦成为明人诗作的常见心理模式。
　　离开了科举关注视野的明代诗歌依旧是天下士人的身份标识，标志士人身份的诗歌无疑有着知识载体的象征意义，自然也可视为一种普遍的思想载体。然“士志于道”，“道”是远比“诗”更为典范与深刻的士人标识。对于理学训练下的传统儒者而言，将诗歌视为道学余事自是毋庸置疑的基本态度，但“文以载道”的功能认可却为诗在儒学观念中觅得了合法的立足之地，道学、性情、诗歌的得以根据个人要求而随意结合，自由表现，作为余事的诗歌仍旧有着载道陶情的存在价值，有时甚至成为发明道学的直接媒介。较之理学，古学、佛学、道学、西学自非主流，但思想的知识张力对于士人心灵的渗透影响却也不容忽视，自然也有着别样的诗歌表现与诗学思考。
　　随着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工商业的发达、城市的繁荣，崛起的市民文化迫切要求着与之相应的文艺模式，同时，专制渗透下的理学控制因政局、经济的变迁而呈现疲态，阳明心学的崛起造就了性情思潮再起，更引发了儒学的世俗化。相伴而生的奢僭风行更造就了一定程度上的正统颠覆。以世俗化、民间化为特征的文化变迁并未为正统文体——诗歌造就适宜的文学生态。随着明中叶以来的社会文化变迁，终于在晚明喷薄而出，但作为传统文学正宗的诗歌却无法担任这一思潮中的弄潮儿，过滤诗情的“礼义”面临着现实的价值挑战，日趋驳杂的作者身份造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诗体尊严失落，而其他通俗文体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诗歌读者的分流。国家纲纪的松弛，社会规范的解体、经济结构的调整、思想学术的裂变等一系列文化要素在不同程度上的历史转换导致了明诗生态的严重萎缩，而无奈的明诗亦只能在已然萎缩但未彻底破坏的文学生态中艰难地维系着自己的人文职守。
　　在并不适宜的文学生态中，明诗虽未呈现出如唐诗般的蓬勃生机，亦非明代最具生命活力，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文体类型，却依旧保持着传统诗学的生命本色，在载道言志的诗歌职守中坚持着传统精神的人文延续，感事缘情的正统文体自是社会心态、文人心路、思想文化的侧影与实录，有明一代的历史变迁藏匿其中，富有生气的文化传统由此展开，作为生命存在的明诗意义亦于兹昭示。因流经地域的生态所限，文化长河中的明诗段落虽未呈现出滔滔的气势，婉约的雅致，但其表现出的水文现象却饱含着人文流淌的鲜活生机，更倒映、折射出周遭环境的人情风物、时代变迁，即此而言，有明诗歌自然有着毫不逊色于唐诗的存在意义与文化价值。

　　关键词：  明诗 文学生态 还原 阐释